与人为善，成人之美，这是从小儿起父母就教我的做人信条，因而我这个人一向不好与人争辩，更不会通过传媒与人争辩。但这一次我实在是无法沉默，忍无可忍，不得不说。我如果再不站出来为自己声辩，那就成了“不明不白”之人，真正应了那句俗话：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”了。我不得不向读书界告白的是：我的著作被人抄袭自己反而背了“黑锅”。此事枝分两叉，允缕述如下：
今年1月，团结出版社出版的“煮字斋丛书”收入了我的两本小书：《中国人名文化》与《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》。前者专谈人名，后者专论姓氏。《中国人名文化》一书中有一节探讨《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———“同姓名”现象与对策》。不料此书出版后不久，即有读者打来电话，说我这一节的内容与观点完全抄袭了《中西人际称谓系统》（作者田惠刚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，以下简称田书）一书。那么，究竟是我抄了人家，还是人家抄了我呢？此事不得不澄清。
我从80年代中期起，因对“中国姓名文化”产生研究兴趣，先后在广西、台湾出版了《华夏姓名面面观》、《华夏姓氏之谜》、《华夏取名艺术》、《华夏王姓》等书，其中的《华夏姓名面面观》还被日本东京第一书房翻译成日文版出版。中国人的姓名文化在当代有一个突出现象，即大量的“同姓名”，对此问题，我撰写了《中国的“同姓名”现象与对策》、《中国“同姓名”现象》二文，刊发在北京《百科知识》1990年第1期与海南《新世纪》1991年第4期，此二文的观点曾被一些报刊摘载。去年11月，我在西单图书大厦买到一本《中西人际称谓系统》。细阅之下，发现此书第四编第五节《汉语中的同姓名现象》，“抄用”了我发表在1990年《百科知识》上的《中国“同姓名”现象与对策》一文。为说明问题，兹将我此文的主要观点原文（王文）与田书中的文字（田文）一并简摘如下：
（王文）造成同姓名现象有着多种原因，应当作多角度、多层面的考察：第一，从中国人“姓－名”用字的现状分析，用字频率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现象（下略）。第二，从人名用字的总体取向分析，当今单名盛行是导致同姓名激增的重要原因（下略）。第三，从取名用字的发展历史考察，一些传统取名方法的废弃促使了取名用字的趋同化倾向（下略）。第四，从各民族之间文化交融的角度考察，少数民族采用汉字姓名已成一种普遍现象，这也促使了姓名用字的趋同化倾向（下略）。
（田文）分析起来，现代中国产生同姓名现象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一些：其一，从汉人的“姓”和“名”用字现状来分析，用字频率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现象（下略）。其二，从人名用字的总体取向分析，目前单字名盛行是导致同姓名现象激增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（下略）。其三，从取名用字的历史衍变考察，一些传统取名方法的废弃造成了取名用字有趋同化的倾向（下略）。其四，从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交融的情况来看，少数民族采用汉字姓名已成一种普遍现象，这也促进了姓名用字的趋同化倾向（下略）（田惠刚此书还“抄用”了我其他文章，为节省篇幅，此不再列）。
如此肆无忌惮地抄，实在令人可惊可悲！因为作者在扉页特别标明：“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”，“敬祈她在天之灵永远安息！”田母如泉下有知，得知此事，能在泉下“安息”吗？而使我不安的是，我的《中国人名文化》一书正由团结出版社付印，其中关于“同姓名”现象一节，是依据1990年《百科知识》与1991年《新世纪》上发表的文章，略加改变而成，主要观点与内容只字未动。而今，田惠刚的《中西人际称谓系统》出版于1998年4月，而我的《中国人名文化》将于2000年1月出版，田前我后，世人若将两书对读，岂不成了我抄袭了田书？鉴于问题的严重性，去年11月我即与出版田书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系，并写信给田惠刚，分别附上《百科知识》我的原文与田书中的相关文字，一并复印寄出，要求讨个说法，赔偿损失。外研社总编室于11月15日来电话说，这事与他们无关，因为出版合同上已写明文责自负。同一天，又收到田妻11月10日来信，说其夫正在国外，任教二年，“为不影响他的工作，待其回国后再将此事转告他。”
呜呼！要等人家二年后回国再谈，那我的《中国人名文化》“抄袭”田书的“黑锅”岂不至少要背上二年不成？果然，《中国人名文化》出版不久，就有读者说我抄袭了。世事竟有如此不公，明明是田抄了我1990年的文章，而现在反而成了我抄袭他1998年的书，为了“不影响”人家在国外的日子，抄我书者可以安闲自得地逍遥法外，而被人抄袭者，反要背此“黑锅”。
万般无奈，我只有将这一“黑锅”的原委写出来公之于报端，敬祈读者明察，世人公鉴了。
《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》是我1988年承担的“国家教委首批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”的最终结题成果，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列入“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”第一种，于1992年出版；1995年获国家教委“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1979－1994）”二等奖。1993年11月20日，《文艺报》发表韩进《十年来关于“中国儿童文学发生”之论争》一文，文中涉及我的《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》，说此书“相互矛盾，逻辑混乱，不知所云，一大失误”。我自知拙著尚有许多不到位之处，在以后的研究专著如《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》中作了新的探索与完善，但自觉不会跌落到韩文所说的地步，否则那岂不成了评我此书获奖的国家教委专家评审组的“一大失误”？1999年，韩进出版《中国儿童文学源流》（湖南少儿出版社版）一书，特别将1993年《文艺报》上的那篇文章作为《引言》收入书中，韩文对拙著的“相互矛盾，逻辑混乱，不知所云，一大失误”十六字批判自然照刊不误，看来拙著是毫无价值了，国家教委专家评审组的“失误”也是脱不了干系。
但是，且慢，世上的事情竟是如此丰富多彩妙趣横生意味深长，被韩进斩钉截铁判为“不知所云，一大失误”的《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》，却被他私下看好，居然大段大段地抄进了他的“专著”《中国儿童文学史》（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）之中。在揭露韩进抄袭拙著之前，须先对《中国儿童文学史》作一简介。此书署名为“蒋风、韩进著”。但据蒋风先生在此书《后记》中说：“除《绪论》与《后记》外，全部是他（指韩进）个人的著作。”韩进也在《中国儿童文学源流》一书的《后记》中得意洋洋地表明：这是他在1994年与1995年一年时间内完成的“50万字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通史”。看来，这部只用“一年时间”就完成的《中国儿童文学史》的“版权”属于韩进无疑了。那么，这是一部什么样的“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通史”呢？
据陈正南在1999年12月25日《文艺报》上发表的《修史宜慎》一文称：“洋洋50多万字的《中国儿童文学史》，圈内人一眼就看出这是‘集’近十多年来国内多种版本的现当代儿童文学史、儿童文学研究专著之‘大成’，而书末竟没有列出任何一本参考书目，也不加任何说明，全都成了个人研究‘专利’。如此大胆操作，不遵守一丁点学术规范，实在令人惊讶。”
的确让人惊讶！韩进一方面在痛批拙著“不知所云，一大失误”，另一方面却在神定气正悠然自得地大肆“抄用”拙著。韩文的抄袭方式有前后颠倒、故意割裂、袭用观点、原文照抄等种种方法，因篇幅所限，这里只列举一例：
《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》第172－173页：“张天翼早期的长篇童话在两种意义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——童文学‘拼命向后转’的既成潮流面前，不仅顶住了逆流，而且把现实主义童话创作大大地推向了新的阶段。第二，在儿童文学作品的体裁上，他的长篇形式的童话，给中国的童话创作开创了一个奇异的新境界，成为30年代儿童文学的扛鼎之作，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现代童话创作不可多得的瑰宝。”
《中国儿童文学史》第343页：“（张天翼早期长篇童话的）出现，在两种意义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：第一，它是在30年代儿童文学‘拼命向后转’的形势下，不仅顶住逆流，而且以全新的内容与形式把现实主义童话创作大大推向了新的阶段。第二，在儿童文学的体裁上，他的长篇形式的童话给中国的童话创作开创了一个奇异的新境界，标志着艺术童话在中国的成熟与丰收。”
够了，面对这样的“青年学者”我还能说些什么？我不由得想起一位名家的话：这位剽窃者居然还兼任批判者，在偷盗的同时竟在门外大声嚷嚷：这个宅子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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